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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     “政府終于下決心了！”5月6日，冶金工業規劃院院長李新創這樣對本報記者表示，“在淘汰落后產能上，用‘鐵腕’的說法，我是第一次聽說。”

        5月5日，國務院召開的全國節能減排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，溫家寶總理在動員和部署加強節能減排工作時表示，要采取“鐵的手腕”淘汰落后產能。

         其中，今年要淘汰落后煉鐵產能2500萬噸、煉鋼600萬噸，5月底前要把任務落實到各地區和企業。屆時，將公布淘汰落后產能鋼企的名單，并確保落后產能在第三季度前全部關停。短短數年間，中國鋼鐵業產能從不足1億噸，迅速膨脹至7億噸，雖然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巨大支撐貢獻，也給行業留下結構性沉疴——原料受制于上游礦山、產品市場競爭無序、環境污染負擔沉重，鋼鐵業呈現紊亂之狀。

         對此，6日，中鋼協秘書長單尚華對本報記者表示：“沒有解不開的結，不破不立。只有破舊，才能立新，不然市場騰不出來。”“鐵腕”治鐵之時，正值中國鋼鐵業利潤率低下、聯合重組停滯不前、鐵礦石談判失利、季度模式成真、指數化定價來襲的當下——這多少有些外部環境倒逼的意味。業內各方關注的是，這次整治效果，究竟能有多鐵？

重手問責

        鋼鐵業內多位人士都注意到了一個信號：落后產能淘汰的多種手段順序，從先前“環保為先”的“軟手”，轉變到了眼下“行政問責”的“重手”。是次會議指出，對各地區節能目標完成好的要給予獎勵，未完成的要追究主要領導和相關領導責任，根據情節給予相應處分，直至撤職。“（行政問責）很有必要，這是為了防止地方保護主義。”5月6日，鋼鐵重地唐山市的常務副市長周仲明在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表示，“沒有強有力的措施，淘汰落后產能，這個難題難以解決。”這場整治，不僅涉及產業健康，也關乎政府承諾。

         李新創說，“單就鋼鐵業今年2500萬噸鐵、600萬噸鋼的淘汰任務而言，應該說不難。難度更大的是工信部的要求，這涉及到近億噸產能，其中部分還在高速有效運轉。”

         按照工信部要求，2010年底前，全國需淘汰300立方米及以下高爐，淘汰20噸及以下轉爐、電爐；2011年底前，淘汰400立方米及以下煉鐵高爐，淘汰30噸及以下煉鋼轉爐、電爐。在單尚華看來，工信部關于淘汰標準的要求還是偏低了。

        “要我說，400立方米的標準仍太低，應當把1000立方米以下高爐都淘汰，要不然節能減排的目標怎么實現？”他分析，“這并不是說1000立方米以下的都落后、以上的都先進，但是行業淘汰總要有標準和尺度，否則很難執行。”這反而是大中型鋼鐵企業的福音。

         6日，河北鋼鐵集團一位管理人士就對本報記者表示，大型鋼企一直以來確實比小鋼企承擔了更多的環保要求和社會責任，有時看到部分企業在排污等方面并不夠重視，卻又在產品市場上活躍，“我們的滋味也很復雜。現在鋼企利潤率普遍比較低，加上淘汰力度加大，某種程度上也能促進行業的有序整合。”

缺失的退出機制

        “為什么在不斷的控制下，我國的鋼鐵產量從不到1億噸，達到去年6億多噸”，“為什么從中央各個部委到地方，淘汰落后產能都這么困難？”其實這么多年來，上述盤踞在李新創腦海中揮之不去的兩個疑問，或許更能解答，為何屢次產業政策調控，都無果而終。

         李新創認為，難見成效的深層問題，根本在于利益，以及實實在在的體制問題——稅收、權力、企業社會責任等等。在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下，如今我國幾乎每個省都有鋼企作為納稅大戶、金飯碗。即使是被劃歸入淘汰行列的小鋼企，也是地方解決就業的重要據點。這也構成了每一次產能控制，效果都“雷聲大、雨點小”的結局，行業也開始對政策出現應對“疲勞”。

         2007年，發改委曾在當年4月與河北、江蘇等10省份簽訂第一批關停和淘汰落后鋼鐵產能責任書，12月又與另18個省區簽訂第二批責任書，涉及企業573家，計劃到2010年總共關停淘汰7776萬噸的落后煉鋼產能、8917萬噸煉鐵能力。

          但淘汰的步伐，跟不上經由謊報、替代、擴大后繼續上升的產能。因此也有觀點認為，若無其它替代支柱產業出現，使得落后產能自動退市，根本上控制過剩很難。單尚華就提醒，“淘汰落后的過程中要注意，防止部分企業為規避政策，把400立方米報成450立方米、甚至600立方米的情況。”這是2005年國家產業政策出臺調控產能后，地方“下有對策”的反應之一。

       “應該講，在目前產能總體滿足國內需求的前提下，鐵腕淘汰的方式已經具備了一定條件。而且落后產能確實要淘汰，這一點是不能含糊的。”李新創對本報記者表示，“但如果有退出機制的配合，那就更完美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盡管國家下了很大決心，啟動問責制。但要淘汰的1億噸產能里，大部分正在高效運行，市場供求能否離開它們？沒有強有力的退出機制，地方財政、就業壓力怎么解決？”據記者了解，退出機制的設定還在研究中。李新創表示，這是一個全球性的難題。“通行的模式就是中央、地方分別拿出多少錢來安置。但是，很多問題，并不光是拿錢就能解決的。”

（來源：21世紀經濟報道）